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錢永健︰我比高錕幸運多了（圖）
本文網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10/1/2/big5_70512.html
錢永健表示︰“我在美國出生，成長，但是我不太會說中文。我是美國科學家，這一點很確定。我不是中國科學家。血統出身並不能決定一個人的身分，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必出于一個開放的社會，自由的環境是培育科學家的要件。”
12月10日，美籍華裔科學家錢永健（中）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化學獎後參加盛大晚宴。
12月10日，美籍華裔科學家錢永健領獎後飛吻慶祝。
時代周報1月1日報道 “有許多華裔科學家在西方取得科學成就，但是學術研究無國界之分，不需要拘泥于血統。”第八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美籍科學家錢永健如是說。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的光環下，是一頭灰白平整的短發，錢永健首度應台灣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的邀請，12月11日來台進行專題演講，他把自己裝進了一襲簡單隆重的黑色西裝里，步入會場時，瘦削的臉上炯炯有神的目光引人注目。
錢永健一走上台，燈光一暗，投影片上的熒光水母開始舞動，上千名听眾屏息聆听他解說發明綠色熒光的重要過程，原本躲在顯微鏡下的熒光蛋白宛若正在上演一場科學家導演的熒光科幻電影。
漂亮的顏色與手榴彈
1952年出生于美國紐約、現年57歲的美國聖地亞哥加州大學教授錢永健，祖籍浙江杭州，是“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的堂佷，他與80歲的麻州海洋生物學實驗室日裔美籍科學家下村修、61歲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查爾菲，以共同發現綠色熒光蛋白(GFP)以及應用方式榮獲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錢永健也是諾貝爾獎創辦108年來，第8位獲得諾貝爾獎殊榮的華裔科學家。
盡管出身于書香世家，錢永健並不喜歡刻意彰顯中國的家族背景。他的父親錢學 與堂叔錢學森，早年帶著庚子賠款支付的獎學金到美國念書，在1944 年，錢學 將妻子與長子錢永佑接到美國定居，後來接連生下了二子錢永樂和三子錢永健。盡管如此，直到錢永健的叔叔錢學森過世，他們始終沒有見過面。
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之前，錢永健在大學課堂上講課時，台下只有10多個學生，榮獲諾貝爾獎之後，每次演講台下總是擠滿了上千名的听眾。錢永健在台灣的第一場演講的開場白是︰“我喜歡漂亮的顏色”，引起現場一片笑聲。外表看似嚴肅的他，在90分鐘的演講過程中，用幽默的演講與輕松的肢體動作，介紹自己享譽全球的綠色熒光蛋白研究。
“我從小就喜歡畫畫，也喜歡漂亮的顏色。8歲那一年，爸媽送給我一盒化學工具箱，我把不同的化學物質混合調成漂亮的紫色，就是我的第一個實驗。” 錢永健說，他喜歡到圖書館翻閱化學書籍，尋找有趣的化學實驗，也曾和哥哥在地下室玩火藥實驗，研究如何制作手榴彈。
16歲那一年，錢永健以金屬融入硫氰酸的論文獲得美國西屋科學天才獎，並以此獎項的獎學金進入哈佛大學念書，取得化學與物理學士學位之後，又獲得馬歇爾獎學金，負笈至英國劍橋大學研修，在1977年取得生理學博士學位之後，在1989年進入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工作，迄今已過了20個寒暑。
“顯微鏡里的夏威夷”
美國科學家普拉謝爾慷慨饋贈，使錢永健開啟了發現綠色熒光蛋白的契機。
“熒光蛋白不是我的發明，早在1962年，就有人發現維多利亞多管水母的體內有美麗的熒光蛋白，另一位美國的科學家普拉謝爾也發現了熒光蛋白，但是他因為申請不到研究經費，只得停止這項研究工作，當我發現了他的熒光蛋白論文之後，與他取得聯系，他就把熒光蛋白的樣本送給我，奠定了我日後的研究基礎，我的研究擴大了綠色熒光蛋白的調色盤，研究人員可以將不同顏色的熒光打入蛋白和細胞里，發現了以往科學家看不到的生物程序。”錢永健演講中用投影介紹了普拉謝爾。他感到惋惜的是，諾貝爾每個獎項最多只頒給三個人，普拉謝爾因此不在得獎名單之列。
在錢永健的眼中，熒光蛋白是一種有趣的工具，他利用二次基因工程的方式，改變熒光水母的蛋白結構，陸續開發出綠、紅、黃、藍等熒光，將不同顏色的熒光打入細胞之後，可以觀察到細胞的成長狀況，進而了解細胞傳遞的訊息。還有人打趣地說，錢永健發現了色彩斑斕的的熒光組合構圖，看起來就像一幅“顯微鏡里的夏威夷”。
錢永健進一步解釋，他讓細胞開始分裂時發出綠色熒光，停止分裂時則發出紅光，“就像紅綠燈一樣”。不同的顏色有助于科學家辨識基因的成長過程，監測細胞在不同生長期間的表現。由于癌細胞會不斷分裂增生，所以有的發紅光、有的發綠光，糅在一起看起就是黃色。透過不同顏色的熒光標記，清楚地傳遞細胞訊息的路徑，成為現代分子生物學一項重大的發現。
熒光蛋白就是他的孩子
1992年，錢永健開始投入綠色熒光蛋白的研究工作，到了1994年在著名的《科學》期刊發表論文，直至2008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殊榮，在15年的研究過程中，他對熒光蛋白的研究已不只是興趣這麼簡單了。對未生育子女的錢永健而言，熒光蛋白就如同是他潛心培育的小孩，在研發不同顏色熒光的過程中，也曾遇到讓他傷透腦筋的狀況。
“除了綠色熒光之外，我還找到黃色、紅色等不同顏色的熒光，但是同一種顏色熒光的深淺程度不一，該如何命名才能清楚辨別，也是一大考驗。”錢永健說，他靈機一動，想到了小朋友使用不同顏色的蠟筆，決定用不同的水果名稱替同一種顏色、深淺程度各異的熒光命名，例如顏色偏暗的黃色熒光就叫“蜜瓜黃”，稍微成熟亮眼的就叫“香蕉黃”、黃中帶綠的顏色就叫“檸檬綠”，介于黃綠之間的就以“柑橘橙”命名。至于紅色熒光的命名就更“熱鬧”了，鮮紅色的叫“蕃茄紅”、較柔和的紅色叫“草莓紅”、紅中帶紫的顏色叫“櫻桃紅”，其余由淺至深的紅色熒光分別命名為 “覆盆子紅”、“葡萄紅”、“梅子紅”。
“這些名字很可愛吧？”看似白發頑童的科學家錢永健用俏皮的語氣詢問著，讓現場觀眾感受到，如何透過創意，在枯燥的研究工作中找到持續下去的樂趣與動力，台下上千名听眾則以笑聲回饋他的提問。
《科學》有“愛面子”的弱點
身為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錢永健總會被問及如何邁向成功的科學家之路，錢永健善用生活化的比喻解說，投入科學研究的過程，就像要從檸檬榨出檸檬汁一樣急不得，對于有志從事科學研究的年輕學子，他的建議是，在投入研究工作之前，試著找出一些具有“感官優勢”(如肉眼可見的熒光蛋白)的計劃，此外，也要懂得科學研究如同一場棒球賽，具有“低打擊率”但並非“零成就”的工作，例如絞盡腦汁撰寫出一篇精湛的研究論文，投稿給著名的科學期刊時，有被拒絕的可能性。
提及此處，錢永健當場分享自己的發表熒光水母論文一戰成名的經驗。“人紅是非多，但也需要一點運氣，才能紅得起來。”錢永健笑著說，他在著名期刊《科學》上發表的第一篇熒光水母研究，就仰賴幸運之神的眷顧才能順利刊登。“當時世界上大約有三、四個團隊，都是以傳統的熒光蛋白從事類似的研究工作，我用的是經過修飾的熒光蛋白和國際研究團隊一較高下，但是投稿的過程並不如想象中的順利。”他的文章始終無法獲《科學》期刊審稿員的青睞，主要是因為有2位審稿員認為，錢永健“搞熒光創意過了頭”，第3位審稿員則遲遲不表態，讓錢永健如坐針氈，不知如何是好。有趣的是，《科學》期刊有“愛面子”的弱點，听說另一本《自然生化學》期刊要搶先刊載其他研究團隊發表的熒光水母論文，《科學》不甘示弱，于是就在審查截止的最後一刻，決定采用了錢永健發表的熒光水母論文，搶得先機之後，錢永健的熒光水母研究打響第一炮，因而走紅。
“得獎的過程是努力加上幸運，但千萬要注意，不要讓獎項的光環遮蔽了自己，如果你能懂得找到對的合作伙伴，以謙虛有禮的方式向對方請教，就有可能創造出‘雙贏’的局面，總有一天你會發現，長久以來的耐心與堅持，將會獲得甜蜜的回報。”錢永健篤定地說道。
治愈癌癥的終極挑戰
演講過後，錢永健在午茶時間與听眾交談互動，顯得十分和藹可親，對于听眾要求簽名、握手與合照的要求，都一一配合。當媒體記者趨前詢問，又提到了關于中國人、華裔科學家的話題。
錢永健開始神情嚴肅地表示︰“我在美國出生，成長，但是我不太會說中文。我是美國科學家，這一點很確定。我不是中國科學家。血統出身並不能決定一個人的身分，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必出于一個開放的社會，自由的環境是培育科學家的要件。”錢永健認為，華裔科學家在西方取得科學成就，是因為學術無國界之分，不需要拘泥于血統。
有感于父親因罹患癌癥而病逝，錢永健興起了專研癌癥致病機理研究的念頭，對于人類迄今無法治愈的癌癥，錢永健這個喜歡涂鴉、鐘情研究的“熒光老頑童”，日後還要繼續埋首于實驗室中，期盼透過熒光共振能量轉移(FRET)的技術，追蹤癌細胞蛋白的增生過程，進而發展出新的比對劑與治療方法，用不同的熒光著色造影，讓醫師進行手術時可以準確清除腫瘤或病灶，不會誤傷到其他的神經系統與組織，將是錢永健的另一場終極挑戰。
對話︰“發現新東西是我‘玩’下去的動力”
九十分鐘的專題演講後，錢永健神態自若地步下講台，輕松地走入了演講廳對面的咖啡屋，舉行他此次訪台唯一一場記者會。面對記者的提問，錢永健臉上現出凝神沉思的表情。
不必拘泥于血統
時代周報︰對于兩岸三地的年輕科學家有什麼建議嗎？
錢永健︰沒有。截至目前為止，我對于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等地的年輕科學家缺乏接觸，了解也相當有限。但可以確定的是，年輕人要懂得在科學研究中找到“釣魚的樂趣”，只要找到自己的興趣，確立目標，在團隊合作的過程中享受個中樂趣。
時代周報︰您會說中文嗎？
錢永健︰我很小的時候，父母經常跟我說中文，也听得懂一點簡單的對話，例如“你晚餐要吃什麼？”，父母總是叫我吃中國菜、學中文，但是我不喜歡中國食物。等我長大後，父母曾希望我娶中國人為妻，我也沒有滿足他們這個願望。
時代周報︰身為華裔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華文媒體仍對您的華裔身份有所期望，能否說說您的看法？
錢永健︰我在美國出生、成長，雖然有中國血統，但也是一位美國科學家。中國的唐朝之所以強盛，主要是因為能夠包容不同的文化，不局限于中國本土文化。舉世聞名的德國科學家愛因斯坦也是到美國從事研究工作之後，才獲得名聲與肯定，古今中外，有許多華裔科學家在西方取得科學成就。學術研究無國界之分，不需要拘泥于血統。
比高錕幸運多了
時代周報︰這些年來，你如何堅持普通人看來枯燥的科學研究？
錢永健︰研究工作其實很有趣。可以發現新的東西，也是讓我“玩”下去的動力，就算在研究的過程中出現失誤，還是可以從錯誤中發現新的訊息，所以不要害怕失敗。
時代周報︰您獲獎之後，是否會像一些科學家那樣投入一部分精力到科普工作去？
錢永健︰我不曾直接參與科學普及教育的推廣工作，但是螢光蛋白是高中生物課很好的教材，利用五彩繽紛的螢光色彩，可以吸引高中生對枯燥的科學研究產生興趣。
時代周報︰如何從錯誤或失敗中吸取經驗？
錢永健︰失敗和錯誤都是必然的過程，就算研究出了差錯，還是有值得學習的地方。我遇到過一個博士生，在研究過程中連續失敗了三次，直到繼續進行第四次研究的時候，發現了成功的契機。堅持下去，是邁向成功的關鍵因素。
錢永健表示︰“我在美國出生，成長，但是我不太會說中文。我是美國科學家，這一點很確定。我不是中國科學家。血統出身並不能決定一個人的身分，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必出于一個開放的社會，自由的環境是培育科學家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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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周報1月1日報道 “有許多華裔科學家在西方取得科學成就，但是學術研究無國界之分，不需要拘泥于血統。”第八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美籍科學家錢永健如是說。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的光環下，是一頭灰白平整的短發，錢永健首度應台灣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的邀請，12月11日來台進行專題演講，他把自己裝進了一襲簡單隆重的黑色西裝里，步入會場時，瘦削的臉上炯炯有神的目光引人注目。
錢永健一走上台，燈光一暗，投影片上的熒光水母開始舞動，上千名听眾屏息聆听他解說發明綠色熒光的重要過程，原本躲在顯微鏡下的熒光蛋白宛若正在上演一場科學家導演的熒光科幻電影。
漂亮的顏色與手榴彈
1952年出生于美國紐約、現年57歲的美國聖地亞哥加州大學教授錢永健，祖籍浙江杭州，是“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的堂佷，他與80歲的麻州海洋生物學實驗室日裔美籍科學家下村修、61歲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查爾菲，以共同發現綠色熒光蛋白(GFP)以及應用方式榮獲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錢永健也是諾貝爾獎創辦108年來，第8位獲得諾貝爾獎殊榮的華裔科學家。
盡管出身于書香世家，錢永健並不喜歡刻意彰顯中國的家族背景。他的父親錢學 與堂叔錢學森，早年帶著庚子賠款支付的獎學金到美國念書，在1944 年，錢學 將妻子與長子錢永佑接到美國定居，後來接連生下了二子錢永樂和三子錢永健。盡管如此，直到錢永健的叔叔錢學森過世，他們始終沒有見過面。
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之前，錢永健在大學課堂上講課時，台下只有10多個學生，榮獲諾貝爾獎之後，每次演講台下總是擠滿了上千名的听眾。錢永健在台灣的第一場演講的開場白是︰“我喜歡漂亮的顏色”，引起現場一片笑聲。外表看似嚴肅的他，在90分鐘的演講過程中，用幽默的演講與輕松的肢體動作，介紹自己享譽全球的綠色熒光蛋白研究。
“我從小就喜歡畫畫，也喜歡漂亮的顏色。8歲那一年，爸媽送給我一盒化學工具箱，我把不同的化學物質混合調成漂亮的紫色，就是我的第一個實驗。” 錢永健說，他喜歡到圖書館翻閱化學書籍，尋找有趣的化學實驗，也曾和哥哥在地下室玩火藥實驗，研究如何制作手榴彈。
16歲那一年，錢永健以金屬融入硫氰酸的論文獲得美國西屋科學天才獎，並以此獎項的獎學金進入哈佛大學念書，取得化學與物理學士學位之後，又獲得馬歇爾獎學金，負笈至英國劍橋大學研修，在1977年取得生理學博士學位之後，在1989年進入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工作，迄今已過了20個寒暑。
“顯微鏡里的夏威夷”
美國科學家普拉謝爾慷慨饋贈，使錢永健開啟了發現綠色熒光蛋白的契機。
“熒光蛋白不是我的發明，早在1962年，就有人發現維多利亞多管水母的體內有美麗的熒光蛋白，另一位美國的科學家普拉謝爾也發現了熒光蛋白，但是他因為申請不到研究經費，只得停止這項研究工作，當我發現了他的熒光蛋白論文之後，與他取得聯系，他就把熒光蛋白的樣本送給我，奠定了我日後的研究基礎，我的研究擴大了綠色熒光蛋白的調色盤，研究人員可以將不同顏色的熒光打入蛋白和細胞里，發現了以往科學家看不到的生物程序。”錢永健演講中用投影介紹了普拉謝爾。他感到惋惜的是，諾貝爾每個獎項最多只頒給三個人，普拉謝爾因此不在得獎名單之列。
在錢永健的眼中，熒光蛋白是一種有趣的工具，他利用二次基因工程的方式，改變熒光水母的蛋白結構，陸續開發出綠、紅、黃、藍等熒光，將不同顏色的熒光打入細胞之後，可以觀察到細胞的成長狀況，進而了解細胞傳遞的訊息。還有人打趣地說，錢永健發現了色彩斑斕的的熒光組合構圖，看起來就像一幅“顯微鏡里的夏威夷”。
錢永健進一步解釋，他讓細胞開始分裂時發出綠色熒光，停止分裂時則發出紅光，“就像紅綠燈一樣”。不同的顏色有助于科學家辨識基因的成長過程，監測細胞在不同生長期間的表現。由于癌細胞會不斷分裂增生，所以有的發紅光、有的發綠光，糅在一起看起就是黃色。透過不同顏色的熒光標記，清楚地傳遞細胞訊息的路徑，成為現代分子生物學一項重大的發現。
熒光蛋白就是他的孩子
1992年，錢永健開始投入綠色熒光蛋白的研究工作，到了1994年在著名的《科學》期刊發表論文，直至2008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殊榮，在15年的研究過程中，他對熒光蛋白的研究已不只是興趣這麼簡單了。對未生育子女的錢永健而言，熒光蛋白就如同是他潛心培育的小孩，在研發不同顏色熒光的過程中，也曾遇到讓他傷透腦筋的狀況。
“除了綠色熒光之外，我還找到黃色、紅色等不同顏色的熒光，但是同一種顏色熒光的深淺程度不一，該如何命名才能清楚辨別，也是一大考驗。”錢永健說，他靈機一動，想到了小朋友使用不同顏色的蠟筆，決定用不同的水果名稱替同一種顏色、深淺程度各異的熒光命名，例如顏色偏暗的黃色熒光就叫“蜜瓜黃”，稍微成熟亮眼的就叫“香蕉黃”、黃中帶綠的顏色就叫“檸檬綠”，介于黃綠之間的就以“柑橘橙”命名。至于紅色熒光的命名就更“熱鬧”了，鮮紅色的叫“蕃茄紅”、較柔和的紅色叫“草莓紅”、紅中帶紫的顏色叫“櫻桃紅”，其余由淺至深的紅色熒光分別命名為 “覆盆子紅”、“葡萄紅”、“梅子紅”。
“這些名字很可愛吧？”看似白發頑童的科學家錢永健用俏皮的語氣詢問著，讓現場觀眾感受到，如何透過創意，在枯燥的研究工作中找到持續下去的樂趣與動力，台下上千名听眾則以笑聲回饋他的提問。
《科學》有“愛面子”的弱點
身為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錢永健總會被問及如何邁向成功的科學家之路，錢永健善用生活化的比喻解說，投入科學研究的過程，就像要從檸檬榨出檸檬汁一樣急不得，對于有志從事科學研究的年輕學子，他的建議是，在投入研究工作之前，試著找出一些具有“感官優勢”(如肉眼可見的熒光蛋白)的計劃，此外，也要懂得科學研究如同一場棒球賽，具有“低打擊率”但並非“零成就”的工作，例如絞盡腦汁撰寫出一篇精湛的研究論文，投稿給著名的科學期刊時，有被拒絕的可能性。
提及此處，錢永健當場分享自己的發表熒光水母論文一戰成名的經驗。“人紅是非多，但也需要一點運氣，才能紅得起來。”錢永健笑著說，他在著名期刊《科學》上發表的第一篇熒光水母研究，就仰賴幸運之神的眷顧才能順利刊登。“當時世界上大約有三、四個團隊，都是以傳統的熒光蛋白從事類似的研究工作，我用的是經過修飾的熒光蛋白和國際研究團隊一較高下，但是投稿的過程並不如想象中的順利。”他的文章始終無法獲《科學》期刊審稿員的青睞，主要是因為有2位審稿員認為，錢永健“搞熒光創意過了頭”，第3位審稿員則遲遲不表態，讓錢永健如坐針氈，不知如何是好。有趣的是，《科學》期刊有“愛面子”的弱點，听說另一本《自然生化學》期刊要搶先刊載其他研究團隊發表的熒光水母論文，《科學》不甘示弱，于是就在審查截止的最後一刻，決定采用了錢永健發表的熒光水母論文，搶得先機之後，錢永健的熒光水母研究打響第一炮，因而走紅。
“得獎的過程是努力加上幸運，但千萬要注意，不要讓獎項的光環遮蔽了自己，如果你能懂得找到對的合作伙伴，以謙虛有禮的方式向對方請教，就有可能創造出‘雙贏’的局面，總有一天你會發現，長久以來的耐心與堅持，將會獲得甜蜜的回報。”錢永健篤定地說道。
治愈癌癥的終極挑戰
演講過後，錢永健在午茶時間與听眾交談互動，顯得十分和藹可親，對于听眾要求簽名、握手與合照的要求，都一一配合。當媒體記者趨前詢問，又提到了關于中國人、華裔科學家的話題。
錢永健開始神情嚴肅地表示︰“我在美國出生，成長，但是我不太會說中文。我是美國科學家，這一點很確定。我不是中國科學家。血統出身並不能決定一個人的身分，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必出于一個開放的社會，自由的環境是培育科學家的要件。”錢永健認為，華裔科學家在西方取得科學成就，是因為學術無國界之分，不需要拘泥于血統。
有感于父親因罹患癌癥而病逝，錢永健興起了專研癌癥致病機理研究的念頭，對于人類迄今無法治愈的癌癥，錢永健這個喜歡涂鴉、鐘情研究的“熒光老頑童”，日後還要繼續埋首于實驗室中，期盼透過熒光共振能量轉移(FRET)的技術，追蹤癌細胞蛋白的增生過程，進而發展出新的比對劑與治療方法，用不同的熒光著色造影，讓醫師進行手術時可以準確清除腫瘤或病灶，不會誤傷到其他的神經系統與組織，將是錢永健的另一場終極挑戰。
對話︰“發現新東西是我‘玩’下去的動力”
九十分鐘的專題演講後，錢永健神態自若地步下講台，輕松地走入了演講廳對面的咖啡屋，舉行他此次訪台唯一一場記者會。面對記者的提問，錢永健臉上現出凝神沉思的表情。
不必拘泥于血統
時代周報︰對于兩岸三地的年輕科學家有什麼建議嗎？
錢永健︰沒有。截至目前為止，我對于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等地的年輕科學家缺乏接觸，了解也相當有限。但可以確定的是，年輕人要懂得在科學研究中找到“釣魚的樂趣”，只要找到自己的興趣，確立目標，在團隊合作的過程中享受個中樂趣。
時代周報︰您會說中文嗎？
錢永健︰我很小的時候，父母經常跟我說中文，也听得懂一點簡單的對話，例如“你晚餐要吃什麼？”，父母總是叫我吃中國菜、學中文，但是我不喜歡中國食物。等我長大後，父母曾希望我娶中國人為妻，我也沒有滿足他們這個願望。
時代周報︰身為華裔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華文媒體仍對您的華裔身份有所期望，能否說說您的看法？
錢永健︰我在美國出生、成長，雖然有中國血統，但也是一位美國科學家。中國的唐朝之所以強盛，主要是因為能夠包容不同的文化，不局限于中國本土文化。舉世聞名的德國科學家愛因斯坦也是到美國從事研究工作之後，才獲得名聲與肯定，古今中外，有許多華裔科學家在西方取得科學成就。學術研究無國界之分，不需要拘泥于血統。
比高錕幸運多了
時代周報︰這些年來，你如何堅持普通人看來枯燥的科學研究？
錢永健︰研究工作其實很有趣。可以發現新的東西，也是讓我“玩”下去的動力，就算在研究的過程中出現失誤，還是可以從錯誤中發現新的訊息，所以不要害怕失敗。
時代周報︰您獲獎之後，是否會像一些科學家那樣投入一部分精力到科普工作去？
錢永健︰我不曾直接參與科學普及教育的推廣工作，但是螢光蛋白是高中生物課很好的教材，利用五彩繽紛的螢光色彩，可以吸引高中生對枯燥的科學研究產生興趣。
時代周報︰如何從錯誤或失敗中吸取經驗？
錢永健︰失敗和錯誤都是必然的過程，就算研究出了差錯，還是有值得學習的地方。我遇到過一個博士生，在研究過程中連續失敗了三次，直到繼續進行第四次研究的時候，發現了成功的契機。堅持下去，是邁向成功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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