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網
除了愛做飯、觀念傳統、讀書用功這些老標籤，外國學生對他們身邊的中國留學生還有怎樣的觀察?來自世界各地的5名學生，講述了他們接觸到的中國同伴，或許你也能從他們的眼中看出些什麼，從而改變些什麼。
“中國留學生可被分為三類”
卡洛琳·哈威來自辛巴威首都哈拉雷，現就讀于英國威爾士大學。她說自己和中國學生算是“同在一個屋簷下”——同住的學生公寓樓裡有5個中國人，從本科生到博士生一應俱全。“他們大都很友善，和其他國家學生沒什麼不同。一樣愛笑愛鬧，喜歡朋友聚會，噢，惟一不同就是他們都特別熱衷做菜!”(你的外國朋友是不是也在嘗過你做的菜後，邊點頭邊說：“Good，Good”?)她笑道，“他們真的特別厲害，每頓飯要做好幾盤菜，不像我，用一個盤子就解決了。”
在卡洛琳眼中，中國留學生也要細分成至少3類：願意接受並嘗試融入西方社會的;有些抵觸但仍努力改變的;徹底將自己隔絕在一個小團體裡的。她說，同住的中國學生中有些非常西化，聽英國樂隊，開寢室派對和外國學生交朋友。但有些就很封閉，從來不參加集體活動，整天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卡洛琳認為這和他們出國前的經歷有關：“比如那個很少和大家交流的男生，應該是第一次出國還不適應國外環境，加上語言障礙，就乾脆把自己給封閉起來。”
說到適應新環境，她無奈地講述了全樓最嚴重的“中印危機”：一個中國女生每次都會在冰箱和櫥櫃裡囤積很多食物，導致其他樓友沒地方存放食品。一個印度女生對此就特別有意見，經常抗議性地把中國女生的東西直接拿出來丟在外面。“這多幼稚啊，就像小孩子鬧脾氣。”卡洛琳歎了口氣說道，“基本每次都是我去調停，感覺自己跟聯合國中印關係大使似的。”
“我不敢邀請中國學生”
艾柯·范·格羅寧根來自荷蘭第二大城市烏特勒支，現就讀于英國威爾士大學。奔放熱情的性格讓他的朋友成群，其中也不乏中國學生。在他看來，中國學生普遍家教嚴格。他對某次去一個中國朋友家做客的經歷，印象特別深刻：“他家真是一塵不染，進門脫了鞋還要整整齊齊地擺放好，我坐在客廳就覺得渾身不自在，都不敢大聲說話了。”
家庭管教嚴格的另一個表現就是課業勤奮。在艾柯看來，中國學生幾乎就是“用功狂”的代名詞。“我們班有兩個中國女生，每次老師開出的長長一張書單，能認真看完的，大概全班也就只有她倆吧。”他感慨道，“不過，總分卻還是我更高，因為她們從不參加課堂討論，那也占分數的50%呢。”(這幾乎已經成為一種思維定式：中國學生不喜歡討論不喜歡發言。你是否也曾經知道問題答案或有個不錯的點子，但憋死也不舉手說，當老師把目光轉移到你身上時，你卻或裝癡呆狀，或做羞澀狀，等到老師把這個話題結束了，才後悔剛才沒說兩句露露臉兒。)
愛熱鬧的艾柯經常在自己或朋友家開辦各種派對，其中免不了喝酒和整人逗趣的小遊戲。但他一般不敢邀請中國學生，尤其中國女生，“我擔心他們會不習慣我們的玩法。畢竟，我交談過的大多數中國學生思想還是非常保守。”艾柯曾嘗試邀請一個在他看來言談舉止都相當西化的中國女孩，結果發現她整晚都很不自在：“或許傳統觀念已經深深植根在他們腦中了吧。這並不是一個好壞價值判斷的問題，只是對於像我這樣習慣了思想極端開放的人來說，他們讓我覺得有些難以接近和不好相處。”
“語言是他們的最大障礙”
薩科斯·歐哈來自印度首都新德里，在英國威爾士大學就讀。她和3名中國留學生共租一個房子，遇到了一堆讓她頭疼的問題。
薩科斯認為其中最大的問題是語言——中國學生的英語交流能力實在讓她沒辦法很好和他們溝通，也因此產生了許多誤會。“當我被告知他們從小學就開始學習英語時，我簡直太吃驚了。”薩科斯說，“因為他們的口語能力完全不能正常對話，更別說討論問題了。”
就是因為語言障礙，她和同住的一個中國男生特別不和。“我負責電費水費等各種帳單，和採購基本公用物品比如衛生紙和清潔劑。但那個男生，無論我跟他說多少遍，就是不肯出湊份子的錢。他說他會用自己的衛生紙，真是把我給氣炸了!”但她後來發現，其實並不是那個男生蠻不講理，而是他根本就沒明白她的意思，經過另外幾個中國學生轉述，這個男生才瞭解了狀況，補上了該交的錢。
“我們都是在一個陌生國家，都需要適應新環境，他們的語言有障礙會更困難些，這我都理解，但至少要努力。”薩科斯說，“就拿我的合租者來說，有兩個女生一直在嘗試和我交流，還給我帶來中國綠茶，她們的語言進步就很快，比剛來時好多了。可那個男生，見面連招呼也不打，除了固定的兩個中國同學之外，根本沒有別的朋友，這樣怎麼可能有進步呢?”(剛出國門，語言障礙是每個留學生都不可避免的，別說你英語多牛，雅思多少，GRE多高的，一律歇菜。這個障礙不克服，想接著混很難的。)
“他們特別愛熱鬧”
威廉·巴萊特畢業于美國佛吉尼亞大學，現任職美國某投資公司，並曾在該公司成都分部工作過一年。他與中國學生的接觸主要是在大學期間，他當時已學習了3年漢語，並參與學校華人團體，結交了許多中國朋友。威廉認為自己和中國學生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他的父母也特別重視學業，而不像多數美國家庭那樣期望孩子成為NBA巨星。
但在和中國學生一起組織活動的過程中，他仍發現了不少差異——“每當有意見分歧的時候，我希望可以大家擺上臺面來公開辯論，而他們卻總是希望台下解決，避免衝突。另一個讓我很困擾的細節是，他們總臨時改變計畫，比如一個會議的時間地點，明明早就定好了，但都會突然變卦。”
威廉很羡慕中國人那種互相之間特別親近的感覺。“他們特別愛熱鬧，會花很多時間來和朋友、家人相處，一起聚夥吃飯，一起打牌開派對。不像我們美國人，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比較冷淡。”(你是不是也經常參加華人組織的派對?你參加派對時有沒有注意到，也許周圍正有個老外向你投來羡慕的目光呢?)
在成都一年的經歷讓威廉喜歡上了這個溫情的城市，“我和中國一起經歷了難忘的5·12地震，以後要是有機會，我還想再回去那裡工作。”
“他們丟失了探索和思辨能力”
撒母耳·利波夫來自美國波士頓，畢業于哈佛大學，現攻讀麻省理工大學生化系博士學位。他是個不折不扣的“中國通”：說一口略帶京腔的流利漢語，參加各種中國學生組織的活動，並經由學校專案多次到過中國各地。
從8年前剛邁進哈佛校門，他就開始了和中國學生的親密接觸——合住的學生套間中有4個中國人，在那個年代可謂少見。“我特意選擇和中國學生一起住。”撒母耳·利波夫說，“因為當時我已學習了兩年漢語，對中國也有很大興趣。”
回憶起當時的合住經歷，撒母耳對室友間時常自發辯論國家大事的氛圍印象深刻。“我的室友來自中國不同社會階層，因此對國家政治經濟問題的看法很不同。其中一個女生的父親當時是北京部長級官員，而另一名男生的父親則是中國一份刊物的負責人，他們經常激烈爭論中國的一些重大事件。”撒母耳對此種辯論頗為贊許，認為其爭論非常深刻，即便有再大意見衝突也能理智探討，互相尊重。
相較之下，他發覺現在的中國留學生正逐漸丟失這種思辨能力，“他們更實際，更關注自己的職業發展，對政治則比較漠然，更不會去深究”。撒母耳認為這非常讓人失望，“在哈佛讀書的中國學生都是佼佼者，他們之中很可能就會出現這個國家未來的領導人。如果連他們都丟失了探索和思辨的能力，一個國家該怎樣不斷前進發展？”(越來越多人出國不是為了將來拯救中國政壇，把探索和思辨能力用在對自己的職業發展上也是不錯的，但問題關鍵是探索和思辨能力，有多少人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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