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從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又曾連續駐外卅五年七個月，許多讀者以為從事外交是我的終身職志，其實不然。年輕時我的夢想，是當一輩子新聞記者，所以等韓戰結束，存夠了五千美元，立即去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完成我的志願。至於從事外交，是當年不曾想像，也未寄希望的事。

    　這話要從抗戰勝利次年，政大遷回南京紅紙廊說起。同窗好友吳道生那時已經畢業，在南京《大剛報》當編譯，介紹我進去做記者。從以聲色犬馬著稱的夫子廟採訪社會新聞做起，逐步晉升到次要部會如農林部、水利委員會。然後跑立法院，曾親眼目睹行政院長宋子文被周一志委員諷刺了幾句，當場宣布辭職，由兩名侍衛攙扶，腳步踉蹌走出議場。

    　苦幹一年多後，我才爬到採訪國共和談，與各黨各派的新聞。報社新用一名政治記者叫陸平，與我合作。那時的鋒頭人物，如民主同盟的張瀾、黃炎培、民社黨張君邁、蔣勻田、青年黨余家菊、左舜生、共產黨周恩來、梅益，都是我採訪的對象。每晚截稿後，陸平和我常坐採訪用的吉普車，到梅園新村中共辦事處去聊天。大陸淪陷後，才得知陸平是中共地下黨員。六○年代北京大學的校長與他同名同姓，是否同一個人就不清楚了。

    　南京跑新聞時期，我採訪過制憲與行憲兩次國民大會。後來調該報上海辦事處主任，還招兵買馬，統籌第七屆全國運動會的報導。但上海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數百名舞女到社會局請願，受群眾心理驅使，衝進局內，一面亂打亂砸，一面流淚痛哭的景象。

    　從韓國當翻譯官歸來，行裝甫卸，我就去館前街《英文中國日報》毛遂自薦，第二天就上班。曹聖芬兄從密蘇里新聞學院學成返國，接掌《中華日報》，找我幫忙，情面難卻。我老實告訴他說，中華的薪水養不活我一家。他讓我上午仍兼英文報工作，下午四時才去博愛路中華日報，以副總編輯名義兼採訪主任；每晚十一時用社長座車送我回家。

    　歲月不饒人，環顧寥寥可數的老友中，和我一齊跑過新聞的人，或已謝世，或在海外頤養天年；只有我仍未放棄本行，筆耕不息。下星期三又逢九一記者節，感慨之餘，容我談談對今天台灣新聞界的觀感，不知能否引起共鳴。

    　今日新聞的定義不止報紙，也包括了新聞性質的周刊、廣播電台、有線與無線電視、乃至網路報紙。新聞已成熱門行業，各大學都有新聞科系，甚至傳播學院，每年製造千餘名畢業生，無處安插。台灣任何時髦事都會造成一窩風，此僅一例而已。

    　記者太多了，難免給人印象不佳。過去曾有偏激者把新聞記者、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和黑道人物，並稱為「四大害」。其實絕大部分的新聞從業人，尤其埋頭工作的編輯部內勤人員，值得人們敬重。至於「資深媒體人」氾濫，則是電視叩應節目的產物，又當別論。

    　檢討台灣新聞事業的問題，首先是「僧多粥少」，辦報不易，在台灣尤其艱苦。報紙靠廣告收入生存，縱然台灣經濟發達，這塊大餅被廣播電視分掉了一大半，實難維持早年的一百多家報紙。自然淘汰的結果，現今僅剩四家，其中還有一家是香港來的。

    　內行朋友告訴我，如按銷售排行，居首為《自由時報》，依次才是《蘋果日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但如拿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兄畢生堅持的「正派辦報」標準，作為衡量尺度，那麼把前述次序顛倒過來，還稍接近事實。

    　每日銷數第一的那張報，創刊時零售價比別人低五元，先聲奪人，佔盡便宜。它以鼓吹台灣獨立為職志，靠的是老闆財大氣粗，可以不計盈虧，大把大把地花錢，毫不心痛。雖經其它報紙揭發有閉門製造民調，甚或謊報新聞的事，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

    　台灣新聞界淪落到這樣地步，有制度上的原因，當然也有人為的因素。

    　我談的制度，指的是報社或廣播電視台內部的人事法規。早年我負責國際宣傳時，在新聞局工作廿五年，與外國媒體接觸頻繁，最佩服它們培養專業記者之用心。以《紐約時報》名外交記者雷斯頓（James “Scotty” Reston）為例，他的年薪比該報總編輯還高，名氣也比總編輯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培養出專業記者，寫出的報導才有權威性。

    　相形之下，今日台灣記者群中，認真工作，以新聞為終身職志者，固然不少，卻也有一批驕狂膚淺的年青人，只在乎虛假職銜，不知進修。我常收到類如某報或某電視台「採訪部政治組××小組副召集人」一類的名片，搖頭慨嘆之餘，只好把它丟進字紙簍。

    　國內新聞界另一異常現象，是少數記者居然肩負起招攬廣告的工作。尤其部分報紙與電視台在外埠的特派（或特約）記者，在當地成為一霸。上至正副縣長、縣議會正副議長，下至鄉鎮長、縣議員、或縣府官員，都要賣他三分帳，否則就要提防「明天報上見」。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盤算一下，還是買個平安為宜，養成了他們予取予求的惡習。

    　最令一個老記者感覺慚愧的，是打開報紙或電視機，幾乎無從分辨映入眼簾的，究竟是新聞呢？還是「置入性行銷」的廣告？我只要見到「專輯」、「特刊」、或過分肉麻的內容時，自然而然就會跳過這一頁。但一般人恐怕就沒有如此敏感，容易被誤導了。

    　我不知道這些歪風何時才能消失，讓台灣新聞界能恢復近代史上名報人張季鸞先生所說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大主張。我在重慶讀大學時，《大公報》在國人心目中地位之高，沒有一家報紙可與之比擬；《中央日報》更望塵莫及。勝利復員後，大公報在重慶、天津、和上海的三個版，依然是輿論領袖。張季鸞批評政府，絲毫不留情面。但等他五十三歲逝世時，蔣公親自扶柩歸葬；毛澤東也說他是「士林矜式」，「功在國家」，這樣的人，才是新聞工作者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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