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以正專欄-一名老記者的9/1感言

  • 201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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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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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訊】

     因為我從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又曾連續駐外卅五年七個月,許多讀者以為從事外交是我的終身職志,其實不然。年輕時我的夢想,是當一輩子新聞記者,所以等韓戰結束,存夠了五千美元,立即去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完成我的志願。至於從事外交,是當年不曾想像,也未寄希望的事。

     這話要從抗戰勝利次年,政大遷回南京紅紙廊說起。同窗好友吳道生那時已經畢業,在南京《大剛報》當編譯,介紹我進去做記者。從以聲色犬馬著稱的夫子廟採訪社會新聞做起,逐步晉升到次要部會如農林部、水利委員會。然後跑立法院,曾親眼目睹行政院長宋子文被周一志委員諷刺了幾句,當場宣布辭職,由兩名侍衛攙扶,腳步踉蹌走出議場。

     苦幹一年多後,我才爬到採訪國共和談,與各黨各派的新聞。報社新用一名政治記者叫陸平,與我合作。那時的鋒頭人物,如民主同盟的張瀾、黃炎培、民社黨張君邁、蔣勻田、青年黨余家菊、左舜生、共產黨周恩來、梅益,都是我採訪的對象。每晚截稿後,陸平和我常坐採訪用的吉普車,到梅園新村中共辦事處去聊天。大陸淪陷後,才得知陸平是中共地下黨員。六○年代北京大學的校長與他同名同姓,是否同一個人就不清楚了。

     南京跑新聞時期,我採訪過制憲與行憲兩次國民大會。後來調該報上海辦事處主任,還招兵買馬,統籌第七屆全國運動會的報導。但上海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數百名舞女到社會局請願,受群眾心理驅使,衝進局內,一面亂打亂砸,一面流淚痛哭的景象。

     從韓國當翻譯官歸來,行裝甫卸,我就去館前街《英文中國日報》毛遂自薦,第二天就上班。曹聖芬兄從密蘇里新聞學院學成返國,接掌《中華日報》,找我幫忙,情面難卻。我老實告訴他說,中華的薪水養不活我一家。他讓我上午仍兼英文報工作,下午四時才去博愛路中華日報,以副總編輯名義兼採訪主任;每晚十一時用社長座車送我回家。

     歲月不饒人,環顧寥寥可數的老友中,和我一齊跑過新聞的人,或已謝世,或在海外頤養天年;只有我仍未放棄本行,筆耕不息。下星期三又逢九一記者節,感慨之餘,容我談談對今天台灣新聞界的觀感,不知能否引起共鳴。

     今日新聞的定義不止報紙,也包括了新聞性質的周刊、廣播電台、有線與無線電視、乃至網路報紙。新聞已成熱門行業,各大學都有新聞科系,甚至傳播學院,每年製造千餘名畢業生,無處安插。台灣任何時髦事都會造成一窩風,此僅一例而已。

     記者太多了,難免給人印象不佳。過去曾有偏激者把新聞記者、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和黑道人物,並稱為「四大害」。其實絕大部分的新聞從業人,尤其埋頭工作的編輯部內勤人員,值得人們敬重。至於「資深媒體人」氾濫,則是電視叩應節目的產物,又當別論。

     檢討台灣新聞事業的問題,首先是「僧多粥少」,辦報不易,在台灣尤其艱苦。報紙靠廣告收入生存,縱然台灣經濟發達,這塊大餅被廣播電視分掉了一大半,實難維持早年的一百多家報紙。自然淘汰的結果,現今僅剩四家,其中還有一家是香港來的。

     內行朋友告訴我,如按銷售排行,居首為《自由時報》,依次才是《蘋果日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但如拿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兄畢生堅持的「正派辦報」標準,作為衡量尺度,那麼把前述次序顛倒過來,還稍接近事實。

     每日銷數第一的那張報,創刊時零售價比別人低五元,先聲奪人,佔盡便宜。它以鼓吹台灣獨立為職志,靠的是老闆財大氣粗,可以不計盈虧,大把大把地花錢,毫不心痛。雖經其它報紙揭發有閉門製造民調,甚或謊報新聞的事,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

     台灣新聞界淪落到這樣地步,有制度上的原因,當然也有人為的因素。

     我談的制度,指的是報社或廣播電視台內部的人事法規。早年我負責國際宣傳時,在新聞局工作廿五年,與外國媒體接觸頻繁,最佩服它們培養專業記者之用心。以《紐約時報》名外交記者雷斯頓(James “Scotty” Reston)為例,他的年薪比該報總編輯還高,名氣也比總編輯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培養出專業記者,寫出的報導才有權威性。

     相形之下,今日台灣記者群中,認真工作,以新聞為終身職志者,固然不少,卻也有一批驕狂膚淺的年青人,只在乎虛假職銜,不知進修。我常收到類如某報或某電視台「採訪部政治組××小組副召集人」一類的名片,搖頭慨嘆之餘,只好把它丟進字紙簍。

     國內新聞界另一異常現象,是少數記者居然肩負起招攬廣告的工作。尤其部分報紙與電視台在外埠的特派(或特約)記者,在當地成為一霸。上至正副縣長、縣議會正副議長,下至鄉鎮長、縣議員、或縣府官員,都要賣他三分帳,否則就要提防「明天報上見」。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盤算一下,還是買個平安為宜,養成了他們予取予求的惡習。

     最令一個老記者感覺慚愧的,是打開報紙或電視機,幾乎無從分辨映入眼簾的,究竟是新聞呢?還是「置入性行銷」的廣告?我只要見到「專輯」、「特刊」、或過分肉麻的內容時,自然而然就會跳過這一頁。但一般人恐怕就沒有如此敏感,容易被誤導了。

     我不知道這些歪風何時才能消失,讓台灣新聞界能恢復近代史上名報人張季鸞先生所說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大主張。我在重慶讀大學時,《大公報》在國人心目中地位之高,沒有一家報紙可與之比擬;《中央日報》更望塵莫及。勝利復員後,大公報在重慶、天津、和上海的三個版,依然是輿論領袖。張季鸞批評政府,絲毫不留情面。但等他五十三歲逝世時,蔣公親自扶柩歸葬;毛澤東也說他是「士林矜式」,「功在國家」,這樣的人,才是新聞工作者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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