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族、賽德克族 改變治理者思維
- 2011-09-13
- 旺報
- 【特派員林琮盛北京觀察】
「若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1930年10月27日，霧社爆發日本統治台灣以來最大的原住民反抗事件。當天，134名日本人成為賽德克族因宣洩長期被壓榨、歧視情緒下的祭魂。
79年後的7月7日下午6點，新疆「七五暴動」後的第48小時。烏魯木齊全城戒嚴，部隊林立，商店緊閉，風聲鶴唳，當時記者呼吸到的任何一口空氣，都瀰漫著肅殺的氣息。
此前兩天，新疆爆發中共統治以來，最大的維族暴動事件。當晚，197位無辜百姓命喪暴動，他們多數為漢人。
入疆之初 採高壓統治
時隔79年，無論時空背景、發展軌跡，霧社事件和七五暴動都截然不同。但相同的是，無論維族或賽德克族，他們都發動了暴力抗爭。統治者也因這兩起暴力抗爭，轉變治理手段。
1949年中共揮兵新疆之初，治疆的重心在於「軍事剿匪平叛」。當時最有名的平叛將領就是「新疆王」王震。王震的作法就是以軍事鎮壓，弭平一切不穩定因素。號稱「王鬍子」的他，率領十萬軍隊踏遍新疆，以高壓強硬手段統治新疆，除了殺害不少維族人，帶來新疆的恐怖安定外，還從其他省分遷來大量漢人，調整新疆人口結構。
因此，當「七五暴動」事件爆發後，不少當地漢人和大陸其他民眾還不時「緬懷」王震治疆時的「安定」。
儘管，大陸官方把「七五暴動」事件起因定調為民族分裂、宗教極端、暴力恐怖等「三股勢力」的鼓動。但中共卻也不得不承認，在高壓維穩下，民族和宗教矛盾在新疆一直是敏感、卻容易一觸即發的問題。
政治虛高 經濟實低
其中現象，就是維族人和漢族人之間的社經地位差距。記者在新疆採訪時發現，有些維族人會抱怨，「漢人只是來剝削壓榨維族的勞動力」。舉凡新疆中大企業裡頭，維族人當頭的並不多，以打工族居多。而漢人仍占據多數管理階層中的中堅位置。
除高壓維穩外，北京的民族政策也鼓勵少數民族維護自身文化。因此，有不少維族人從小到大都在當地民族學校就讀，有的還失學在家，造成一些維族人的漢語程度嚴重弱化。甚至走在維族市集裡，語言不通，宛如置身國外。
這些問題，大陸中央政府其實也左右為難。建政以來，中共刻意實行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和民族自治政策，從入學、從政等都給於他們超國民待遇。
1984年，中共更實施少數民族犯罪「兩少一寬」（「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一般要從寬」）的綏靖政策。但也助長部分少數民族罪犯鄙視法律威信，加劇了犯罪者的氣焰。
但在市場經濟下，企業卻未必像政府對少數民族實行優惠政策。許多企業都不願招收被政府「嬌生慣養」的維族人，加上語言的弱勢，導致維族人在就業上被受「歧視」，形成經濟「實低」與政治「虛高」的嚴重失衡。
思想教育 凝聚認同
1930年代前的台灣原住民也面臨類似狀況。霧社事件前，山地原住民就長期面臨勞役被剝削的境遇。霧社一帶原住民常被動員從事多種勞役，負擔過重，日本統治者甚至嚴厲威逼。對低廉的工資，當局又帳目不清，或心存欺騙。
此外，日本占領台灣之初，鼓勵日本警察和各部落頭目的女兒通婚。但有些警察在日本成家立業，來台後又娶原住民女子為「內緣妻」，她們常在日警離開後被拋棄。
霧社事件的領袖莫那魯道，其胞妹就面臨此一問題。貴為頭目之妹竟遭如此對待，族人憤愾不難想像。
少數民族壓抑的憤恨心理，都是引爆霧社事件和七五暴動的背景因素。
因此，「霧社事件」和「七五暴動」後，日本和大陸都驚覺調整治理策略的重要性。其共同的作法就是「加強雜散居地區民族團結教育」，強化思想宣傳，凝聚對中央政府的服從和認同。
諸如：日本修正台灣原住民的歧視政策，加速皇民化教育，灌輸原住民對日本化思想；將原住民強制遷移到平地定居，過農耕生活。中共則透過「花錢買穩定」，一方面從事「柔性教化運動」，同時以傾國之力，進行經濟援疆。
撤當地主官撫情緒
其次，中共和日本在暴動後，也同樣撤換當地主官，安撫被統治者情緒：霧社事件發生後，台灣總督石塚英藏、總務長官人見次郎遭日本內閣撤換；治理新疆19年，被號稱「新疆王」的前新疆黨委書記王樂泉也被調職。
然而，歷經各種抗爭後，日本為緩和台灣人情緒，於1935年公布《台灣地方自治制度改正》，讓台灣的州會、市會議員由全部官選改為半數民選。但至今，新疆仍無法作到這一點。
無論是維族或賽德克族，他們同樣面對外來族群的高壓統治，並作出多次的反抗。但在面對歷史詮釋權時，卻被外族統治者奪取。
不同的是，當民主化的台灣已開始嘗試擺脫「大漢國族主義」，以尊重理解的態度，從原住民的史觀拍攝史詩巨片之際，類似視角的大片，至今仍未在充滿國族主義的中國土地上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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