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談當年離開台灣回大陸︰就像從夏威夷搬到美國本土
林毅夫在2008年收拾好行囊,由北京前往華盛頓就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首席經濟學家時,對居住地提了三條要求。現年59歲的林毅夫表示,“我希望15分鐘就能夠到達辦公室。我希望那里很安靜,能夠享受大自然。再有,我得住得起,”他是首位被選中擔任該職的來自新興市場的經濟學家。
林毅夫和夫人陳雲英(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和經常上電視的心理學家,陳雲英在中國也是一位受到關注的人物)最終在喬治城邊緣租下了一套房子,安頓下來。
那里以前曾是一棟大樓,現在變成了正面用磚牆裝飾的新房子,周圍綠蔭蔥蔥。林毅夫盡可能拿著電腦到戶外工作。他指著灑滿陽光的客廳外的一個很大的木質露台說︰“我在那兒能听到小鳥和青蛙的鳴叫聲。有時還會有鹿跑過。”
林毅夫出生在台灣,在台灣大學學習農業工程時遇上未來的夫人陳雲英。27歲那年,身為台灣陸軍上尉、駐扎在靠近中國大陸的金門島上的林毅夫,決定游過海峽,投奔大陸。他一上岸就踫上了滿臉驚訝的解放軍戰士。
為何做出離開台灣這個非同尋常的決定?“當時我想參與到中國的發展中去,”在提到那次傳奇般的泅渡經歷時,他滿不在乎地表示。“就像是從夏威夷搬到美國本土去一樣。”
後來,林毅夫和夫人在美國團聚。他先在芝加哥大學取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然後到耶魯大學(Yule)去做博士後;陳雲英則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林毅夫表示,"在四年的時間內,我不停地在芝加哥、紐黑文和華盛頓三地之間往返穿梭。"陳雲英撫養兩個孩子,林毅夫則在前往華盛頓探親期間幫著做飯。
1987年,林毅夫回到了北京。1994年,他創立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後來,他還曾出謀劃策,幫助中國政府應對1998年貨幣危機。
“包括韓國和台灣在內,所有周邊經濟體都讓本國貨幣貶值。中國是否也應該讓人民幣貶值,是當時最棘手的問題之一。我們處在一體化的世界之中。我認為,人民幣貶值會破壞其它經濟體的穩定。我們需要幫助東亞其它經濟體復甦。”
林毅夫只帶了兩個箱子去世界銀行赴任,把家具都留在了北京。新住處客廳里擺放的兩張米色真皮沙發和一套傳統中式書桌和燈具,是在華盛頓購買的。林毅夫和陳雲英驚訝地發現,這里的商店不但銷售中國制造的西式家具,也賣西方生產、做工精良的中式家具。客廳里展示的許多物件,也都是林毅夫在當地買到的。他補充道,等回北京時,他一定“帶一些當地的寶貝回去。”
壁爐架上放著一個很大的瓷隻果,購于馬里蘭州海洋城(Ocean City)。還有一次購物時,林毅夫遇到了一對紅色的瓷馬——“很好地模仿了唐代風格”。這對瓷馬現在瓖入書櫥,放在古典中文書籍下面。最讓人感到意外的是玻璃門旁邊一個帶有紅色枕頭的電動按摩椅。林毅夫說,“我們可能得把這個留在這里。”
玻璃門對面牆角處擺著一個高5英尺(1.5米)、淺綠和藍色相間的瓷瓶,這是一件裝飾藝術品,上面繪有錯落有致、煙霧籠罩的中國南方山峰景色。“這是一位中國朋友送我的禮物,”他解釋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喜歡到山間和湖邊去。你不可能每天都去,所以我們有了這些繪畫。人們送你這樣一幅風景畫時,仿佛把整個世界都送給了你。”
我問林毅夫,在多年的內向型思維後,中國如今是否對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發揮領導作用感到高興。“加入世行使中國受益匪淺。在改革初期,世行給中國帶來資金和知識。比如說,1984年以前,中國沒有高速公路系統。中國第一條高速公路——京津高速公路就是利用世行貸款,在1984-85年間建成的,總長度僅為100公里。現在,中國已經建成了世界上總長度第二的高速公路系統,還在其它發展中國家建造基礎設施。中國能通過世行等機構,與其它國家分享經驗。”
林毅夫曾經在研究工作中,追蹤了中國從農耕經濟到世界制造業強國的超高速轉變過程。作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他呼吁對政府主導的發展進行更深層審視︰他稱之為“新結構經濟學”。他也熱情支持“開放知識”倡議——即在不同地區和城市之間傳遞發展經驗。有一個項目便是從墨西哥城向紐約傳遞解決城市失業問題的知識。林毅夫表示︰“如今,發展中國家也能向發達國家提供經驗教訓。”
然而,中國既是發展中國家,又是發達世界潛在的最後貸款人,這難道不是一個矛盾嗎?林毅夫表示,“中國已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並已跨過中高收入的門檻,但它仍是一個轉型期經濟體。”
在通往餐廳的樓梯旁,掛著一幅卷軸畫,上面畫著一個渺小的人物在艱難爬山。在購自伊薩 艾倫(Ethan Allen)的中式餐桌上,鋪著一塊長方形的繡金絲綢桌布,這是夫婦倆從北京帶來的,上面繡著四季風景。如今,由于工作時間比較長,林毅夫在廚房做飯的時間還不如跑步的時間多︰他添置了一台跑步機,把廚房空間變成了臨時健身房。不過,林毅夫每天還是會給陳雲英煮咖啡。
那麼,林毅夫是否認為中國最終將幫助陷入困境的歐元區國家度過難關?“這只是一個願望。但中國沒有這個本事,因為這是一個全球協作的問題。”
他表示。“所有問題都有辦法解決。歐洲必須拿出政治智慧和政治意志。雖然債務問題困擾著歐洲,但金錢並不是主要的制約因素。歐洲應當調動和利用資源,以使人們對未來產生信心,這才是現在所需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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