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非常累!中國富人其實是世上最痛苦的人

本文網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09/9/2/big5_55056.html
  文︰顏昌海/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胡潤報告的編輯們出爐了一份對中國新貴的“報告”,追蹤中國財富狀況,出版奢侈品信息。胡潤報告的研究方法和調查對象不得而知,胡潤報告說,北京有8,800個資產在10億以上的億萬富翁,上海有7,000個──應該是以人民幣來算。人民幣10億元相當于約1.50億美元。不過正如《中國日報》轉載的文章中所說的,胡潤報告發現,典型中國富人家庭的構成是一個43歲的父親,一個42歲的母親和一個14歲的孩子。報告中說,北京的富人要在房子、汽車和其他奢侈品上至少花費人民幣8,700萬元(約合1,270萬美元),才能被視為是北京的新貴。報告中說,大部分支出都是在房地產、家具飾品上。

  中國的富人至少要有三座房產,通常會擺滿瓷器和玉器藏品,還有現代藝術品。他們每年要在鋼琴課上花費7,000多美元。北京的富人開奔馳R500轎車,通常還是北京頂級俱樂部雍福會的會員。他們的妻子則加入蘭會所,戴寶格麗白金鑽石手表,開寶馬跑車。胡潤報告的創始人、出版商胡潤說,過去幾年來,中國富人的情況在很多方面都發生了變化。很多富人說,他們希望成為上流社會的一份子,而不只是有錢而已。

  報告的結論听起來更像是某歐洲奢侈品雜志的廣告,而不是應該獨具中國特色的中國富人的剪影。不過,或許在今天的全球化財富文化和經濟中,中國的富人正越來越與歐美的富人別無二致︰買同樣的意大利皮包,開同樣的德國車,經常光顧類似的社交俱樂部。

  而日中經貿中心上海事務所所長池田稔,近日在日本《經濟學人》周刊撰文指出,經濟快速發展的上海涌現出很多富人。他們住著高級公寓,開著豪華轎車,品嘗美味佳肴,出國旅游,享受著計劃經濟時代不可想像的生活。不過,富裕階層所追求的不僅僅是延年益壽,基于死要面子的民族性,富人開始追求豪華大墓,進而催生了 “墓地泡沫”。

  新華網報道,據統計,2008年上海常住人口已經超過1888萬。每年出生的人口約有16萬,死亡人數多達11萬。也就是說,每年需要準備11萬座墓。中國有著“入土為安”的傳統,約80%的人希望埋在墓地。如果每座墓按1.5平方米的尺寸來建,那麼就需要16.5萬平方米的土地。上海現在有44處公共墓地,由于供不應求,墓地的價格飛漲。與公寓不同,為了防止投機行為,購買墓地需要火葬證明,如果生前購買,則需要80歲以上的身份證明。盡管如此,價格最低也在每平方米2萬元。與幾年前相比上漲了約10倍。有的地方甚至漲到4萬至5萬元。很多富人追求豪華的大墓,從而助長了價格上漲。

  但是,這些富人生活得並不快樂,甚至是中國社會“最痛苦”的人群。《澳洲日報》文章說,在“仇富”思潮盛行的中國,說富人過得痛苦是要挨板磚的,何況還說他們“最痛苦”。但試想一下,在一個幾千年來發財幾乎等于犯罪的國度,財富越多,往往也意味著在道德法庭上的“罪證”越多,富人們實在真正快樂不起來。

  首先富有的官員。在中國傳統社會,升官幾乎就是發財的代名詞,這已是老百姓的人生常識。但中國歷代政府卻偏偏要拼命掩蓋這一事實,于是官員的俸祿越定越低,低到清朝乾隆年間一位一品廉臣的老伴穿得有如乞丐婆;但官員的實際收入卻越來越高,高到“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這就逼得中國因當官而致富的人都患上了“精神分裂癥”,他們一方面每天都要或主動或被動地對自己進行著道德批判,另一方面卻又像吸毒上癮一樣在錢眼里愈陷愈深。踏入官場的人常常“被迫致富”,因為如果不跟著非法撈錢,往往就沒有資格合法當官。對于那些良心尚未泯滅的官場中人,其“精神分裂癥”之苦又加重了一層。

  再說富有的商人。中國傳統社會不乏經商致富的人,但這些人並不能因為自己沒有賺昧心錢而免去精神負擔,因為在一個缺乏法治和規則的社會,合法生意與非法生意間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而在中國傳統社會,做合法生意的人如果不行賄,就猶如沒拿到一紙合法經營證明書,始終處于提心吊膽的狀態,因為他們可能永遠搞不清自己做生意的路子是否“合法”。

  當今的中國社會,依然傳承著中國的傳統社會;雖然表面上中國富人不僅物質生活奢侈豪華,精神追求也豐富多彩,但中國富人們的處境並未發生質的改變。他們幾乎都是深度“精神分裂”者,常年提心吊膽,成為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過去幾個月,富家子弟飆車撞人、驕奢淫逸等負面新聞一再引起中國輿論抨擊,“富二代”也成為網絡熱詞。中共江甦省委組織部啟動的一項免費培養1000名民企 “二代掌門人”的計劃更引來廣泛質疑。每次媒體熱炒“富二代”惡行,中國輿論皆隨之憤然,共同聲討,“富二代”幾乎成了過街老鼠。有評論說,中國“富二代”真的已經不堪重“富”。

  “富二代”大多出生于80年代以後,他們的父輩往往是改革開放後“先富起來”的一批企業家,很多人家財萬貫。前些年輿論對“富二代”的關注大都集中在他們能否承擔起家族事業的重任,能否書寫“從富到貴”的商業文化新篇章,打破中國“富不過三代”的傳統魔咒。不過,杭州5月7日發生“富二代”胡斌開名貴跑車撞死斑馬在線路人,各地也不時傳出“富二代”拿錢擺平交通事故後,輿論開始把愛飆車、愛鬧事、愛炫富、愛享樂與“富二代”畫上等號。在很多人眼里,“富二代”是一些開名車、穿名牌、戴名表、舉止張狂、揮霍無度的紈褲子弟,“富二代”的公眾形象就此跌至谷底,甚至有被“妖魔化”的跡象。

  改革開放初期發財的“富一代”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一些億萬富豪甚至只有小學文化程度。但“富一代”秉承了中國人重視教育的傳統,大多把孩子送到國外讀書。由于不用擔心費用,不少“富二代”畢業于歐美名校,他們的知識儲備和眼界遠勝于“富一代”。

  事實上,中國“富二代”中橫行不法的只是少數,但公眾似乎更願意撻伐“富二代”的種種惡行,而不願相信“富二代”也有積極向上的奮斗精神。這,與很多“富一代”靠不正當手段致富有直接關系。所謂“仇富”,絕大多數中國人仇視的並不是富貴本身,而是富貴背後的不公平。尤其在中國貧富差距拉大、不同階層之間的社會矛盾趨于緊張的今天,“仇富”言行的泛濫折射了底層民眾對現狀的不滿。

  為了引導“富二代”走上官方規劃的“成長道路”,江甦省委黨校打算用兩年時間在全省培訓1000名“富二代”,目的是讓“富二代”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為江甦省民營經濟發展培養後備人才。但輿論並不贊同黨校用納稅人的錢培訓“富二代”,指這種培訓不僅有違社會公平,甚至是給富人與官員“親近”制造機會,客觀上為官商勾結創造了條件。黨校的培訓不但無法讓這些富家子弟的思想來個“大換血”,也不能提高民企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反而可能加強民企對權力的依賴。除了官商勾結指責外,一些網民還將問題從“富二代”轉移到“窮二代”身上,希望政府把目光和關愛更多地投向弱勢群體。

  有網民說,中國有57個民族,民族,民生,民主缺一不可。但如今的中國人,全球稅負排名第二,基本民生保障投入佔GDP比例世界倒數第一,比非洲貧困國家還低。世界幾個大國用于教育的稅收比列,中國是3.8%,印度是 19.7%,美國是21.5%,日本是23.3%。而社會保險,九億農民基本沒有養老及醫療保障,城市下崗職工是可有可無的失業保險。那麼,讓孩子們上不起學中國人繳納的高稅收,都到哪里去了?一是公款吃喝,二是公車支出,三是公費出國考察,四是決策失誤(佔總投資30%左右),五是貪污腐敗,金權勾結。

  看來,無論貧富,中國的問題癥結,還在于落後的政治體制。

  中國公眾對中國富人印象的惡化令人憂慮。中國富人,也時刻活在中國大眾的仇視目光中。在這種仇視中,中國富人的精神壓力,將越來越沉重,這也使中國富人成為世界最痛苦的人。

  俗語雲,為人不做虧心事,不怕夜半鬼敲門。無論是中國富有的官員還是中國富有的商人,總是虧心事做得太多了,因此必然就成為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若要緩解中國富人與百姓的對立,解除中國富人精神上的痛苦,首先要靠官方打造一個比較公平的社會競爭環境,讓底層民眾有更多獲得財富、提升社會地位的機會;同時,也需要中國富人更加自省,謹言慎行,最好還能熱心公益,以扭轉輿論對中國富人的負面評價,使財富成為幸福和榮譽的源泉,而不是受人詬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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