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精神的四重世界:學而優則仕,但他是個例外
本文網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09/11/5/big5_62864.html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劉俊、漆菲發自北京 北京的雪停了，人們對錢學森的愛卻沒有止步。
11月3日清晨，從宣武門到阜成門地鐵里，北京實驗二小的萬家一盯著屏幕里錢學森大大的照片，問身邊的媽媽︰“我們就是要去哀悼錢爺爺，對嗎？”
母親默默點頭。哀傷的背景音樂響起，有老者拿出紙巾頻頻拭淚。10月31日8時6分，在解放軍總醫院，錢學森走完了他98年的人生。
京西阜成路8號院一處逼仄的住房內，已經擠滿了前來吊唁的民眾。
這是錢學森的家，牆上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留下的裂紋和加固筋依稀可辨。從上世紀60年代初搬進來之後，錢學森就從未離開過這里。
如果不是刻意研究，很少有人知道並懂得他那些相當專業的科學特長︰航空火箭學、空氣動力學、應用力學、系統工程學……人們真正被感動的是他的精神︰對事業的執著，對祖國的熱愛，對名利的淡泊，對他人的寬容，對自己的嚴謹……
錢學森是不可復制的，但他的精神卻值得每個人學會。
愛國者的恆心
最近十年，錢學森幾乎都在病榻上度過，但如同1955年他放棄美國的優厚待遇毅然回國一樣，即便到了生命最後的時光，他的愛國之心始終如一。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從2005年起，病榻上的錢學森多次問前來探望他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2005年7月29日，錢學森對溫家寶總理坦誠建言︰“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錢老反復強調，杰出人才的產生離不開寬松的學術氛圍，他當初在加州理工學院時，學術氛圍非常民主，他挑戰過一些學術權威。”跟隨錢學森26年的秘書兼學術助手、年屆七旬的涂元季回憶說︰他晚年多次說過，‘學術權威把著位置，他往那兒一坐，旁邊的人都不敢說話了’，這哪行啊。”
錢在加州理工學院的輝煌至今無人企及。錢學森1935年赴美留學，在麻省理工學院念完碩士後，進入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並師從世界“超音速飛行之父”的馮‧卡門，“我到美國去，心里只有一個目標，就是要把科學技術學到手，而且要證明我們中國人可以賽過美國人，達到科學技術的高峰。”錢學森說。果不其然。錢學森憑借“時速為一萬公里的火箭已成為可能”的驚人火箭理論譽滿全球。“二戰”期間，錢學森還和馮‧卡門參與了當時美國絕密的“曼哈頓工程”——導彈核武器的研制開發工作。
1949年，新中國誕生。錢學森想起了離開祖國時父親遞給他的紙條︰吾兒此次西行，非其夙志，當青青然而歸，燦燦然而返！但此時一股驅使雇員效忠美國政府的運動正席卷美國。因為被懷疑是共產黨人，錢學森被美國吊銷了參加絕密工作的證書。錢當時非常氣憤︰“我寧願回中國老家去，也不願在受人懷疑的情況下繼續留居美國！”
但當他向美國提出回國申請時，卻遭到斷然拒絕。美國海軍部次長當時撂下狠話︰“我寧可把這個家伙槍斃了，也不能放他回紅色中國去！他知道所有美國導彈工程的核心機密，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海軍陸戰師。”此後，美國政府對錢學森夫婦的軟禁長達5年。
消息傳到國內，舉國憤慨。正在清華大學念書的王永志記得，清華的師生紛紛走出教師，聲援錢學森回國。“那個時候就被他的愛國熱情深深感染。”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首任總設計師王永志院士回憶說。
後來，在周恩來的努力下，美國才終于放行。
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買了四張“克利夫蘭總統號”三等艙船票，在一個只有幾平方米的小艙內，帶著夫人和一對兒女睡著上下鋪，踏上了回國的路。離別時，馮‧卡門充滿深情地對錢學森說︰“你現在在學術上已經超過我，回你的祖國效力去吧，科學是不分國界的。”
科學家的專心
回國後，錢學森的科學才華繼續大放異彩。
1956年初，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是年，國務院、中央軍委根據他的建議，成立了導彈、航空科學研究的領導機構——航空工業委員會，並被任命為委員。這年的10月8日，在北京西郊空軍466醫院食堂里，由錢學森任院長的中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
一直一來，提起錢學森，大家都說他是中國“兩彈一星”的大功臣，事實上，他並不是一個沖在第一線的研究者，具體的研究，有其他人去做，比如鄧稼先、錢三強。他做的是一個統攬全局的工作，就像一個路線設計師，指導和調節著科研的大方向，同時也參加管理。他主持完成了“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立”規劃，參與了近程導彈、中近程導彈和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研制，直接領導了用中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兩彈結合”。
統攬全局的工作至關重要。據“錢學森與中國航天”課題組披露，上世紀60年代，在研制東風某型導彈時，發動機試驗出現多次失敗。科研人員一時找不到關鍵所在，只好請教錢學森。在五院的一個會議室里，錢學森圍著會議桌一邊听一邊走，問到誰誰起來，問了40多分鐘。最後，錢學森指出，必須考慮發動機燃燒時產生的高頻振動問題。經過後來的試驗，錢學森的判斷十分準確。
科研很重要，培養人才亦相當關鍵。為了盡快培養起人才梯隊，他一回國就聯合清華開辦了力學研究班培養高端人才，創辦中科院力學研究所科學技術學校培養中端人才。他還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創建者之一，並從1958年開始擔任中科大力學系的首任系主任，直到1970年科大從北京戰備下遷到安徽合肥止。
1958年秋冬，力學系成立了以學生為主體的火箭研制小組,開始只有6個人,後來增加到幾十人。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國科大力學系第一屆畢業生張瑜也是其中一個。他回憶說，錢學森先生多次與火箭小組座談，指導小火箭的研發工作，有時在簡易房，有時在系辦公室。“1960年2月28日的一次討論中,一位專家建議，為了降低成本，我們可以考慮將使用的超音速噴管由鋼制改為水泥制或陶瓷制。那時全國都提倡‘土法上馬’、‘土洋結合’，但錢學森先生對這個意見明確表示不贊成，他說︰‘該洋的地方還是要洋嘛!’”張瑜說，他反對跟風，反對人雲亦雲，而是實事求是，以科學為依據。
教育家的創新
“在中科大的實踐表明，他不僅是一位杰出的科學家，同時也是一位獨具戰略眼光和創新思維的教育家。”張瑜。
當時的中國大學推行的甦聯模式，學科分得相當細，但錢學森認為這無法培養出拔尖人才，他更欣賞美國人理工結合的做法。盡管囿于當時國內外政治環境，他不能提出這些意見，但在工作中他還是盡其可能積極而巧妙地推動一些改革。
為了讓學生打好理論基礎，錢學森聘請了一流科學家為學生授課。“他當時說︰‘我把科學院的大炮給你們調來了!’”張瑜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錢學森先生在全系大會上宣布聘任教師的名單時，他那躊躇滿志和興奮的神情。“一年級的時候，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主任嚴濟慈給我們講物理課，到了二年級,由著名科學家錢臨照講物理課。三四年級時，請中科院力學所的卞蔭貴講授流體力學。”
錢學森一生興趣廣泛，除了科學，在音樂、繪畫、攝影等方面都有較高的造詣，他曾是上海交大銅管樂團的重要成員。“他常說，他在科學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時候不僅學習科學，也學習藝術，培養了全面的素質，因而思路開闊。”涂元季說，“他認為，科學的創新往往不是靠科學里面的這點邏輯推理得出來的，科學創新的萌芽在于形象的思維，在于大跨度地聯想會突然給你一個啟發，產生了靈感，你才有創新。”
在科研崗位上，他的眼界同樣高遠。
1961年，王永志進入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工作，受到曾任首任院長錢學森的親自指導。25年後，王永志成為第6任院長。“那時，盡管錢老工作非常繁忙，還是經常擠出時間在小禮堂給大家開講座、作報告。他眼界高遠，知識面寬，每次聆听，我們都受益匪淺。”王永志說。
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研制第二代戰略火箭。錢學森鄭重建議，第二代戰略火箭讓第二代人掛帥，讓王永志擔任第一個型號的總設計師。“當時我只有40多歲，是比較年輕的科研工作者。而總設計師這樣重要的職務，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輩擔任的。從那個時候開始，像我這個年齡階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輕的人，開始走上總設計師這樣被稱為‘箭頭’人物的崗位。”王永志說，“他經常跟我們說，中國航天不僅需要將才，更需要帥才。”
1992年，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立項後，王永志被任命為總設計師。錢老專門給王永志寫來信件，交代作為總設計師應該注意的問題。“他認為，年代不同了，在他們那個年代，一個人可以說了算，但現在要多听听年輕人的意見。”憶起恩師的教誨，王永志至今歷歷在目。
普通人的愛心
學而優則仕，但錢學森是個例外。“錢學森70歲以後，就不斷地寫辭職報告，要求辭去國防科委副主任、中國科協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每一次都是組織上安排或代表硬選，他才被動接受。”涂元季在已發表的《錢學森書信》中初步統計了一下，錢老在幾十年的書信中辭掉了頭餃達30多個。
對于利，錢學森同樣淡泊。1958年，錢學森所著《工程控制論》一書被譯成中文出版，並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稿酬加上獎金，共計1.15萬元。在一次親自到中國科技大學力學系授課時，錢學森發現，許多听課學生家庭貧困，連必備的學習用具都買不起。于是，這1.15萬元被錢老悉數捐出，用于給力學系的學生買學習用具。1994年，他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獎，獎金100萬港元；2001年，他又獲得霍英東“科學成就終生獎”，獎金也是100萬港元。涂元季回憶，這兩筆獎金的支票還沒拿到手，錢老就讓代他寫委托書，將錢捐給祖國西部的沙漠治理事業。在將獎金捐出時，錢學森說︰“我姓錢，但我不愛錢。”
“錢老這一輩子對自己要求特別嚴。”涂元季說，比如他認為車是公家配給他工作用的，所以其他人誰也不能坐，包括他的愛人蔣英。單位要為他建房他堅決不同意。涂元季回憶，當上全國政協副主席以後，組織上曾不止一次想給他按標準蓋一座小樓。“若有一棟小樓和一個小院，他可以在院子里曬曬太陽，有利于身體健康。”當涂元季勸他時，錢老總是說︰“我現在的住房條件比和我同船歸國的那些人都好，這已經脫離群眾了，我常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脫離一般科技人員太遠。”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劉俊、漆菲發自北京 北京的雪停了，人們對錢學森的愛卻沒有止步。
11月3日清晨，從宣武門到阜成門地鐵里，北京實驗二小的萬家一盯著屏幕里錢學森大大的照片，問身邊的媽媽︰“我們就是要去哀悼錢爺爺，對嗎？”
母親默默點頭。哀傷的背景音樂響起，有老者拿出紙巾頻頻拭淚。10月31日8時6分，在解放軍總醫院，錢學森走完了他98年的人生。
京西阜成路8號院一處逼仄的住房內，已經擠滿了前來吊唁的民眾。
這是錢學森的家，牆上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留下的裂紋和加固筋依稀可辨。從上世紀60年代初搬進來之後，錢學森就從未離開過這里。
如果不是刻意研究，很少有人知道並懂得他那些相當專業的科學特長︰航空火箭學、空氣動力學、應用力學、系統工程學……人們真正被感動的是他的精神︰對事業的執著，對祖國的熱愛，對名利的淡泊，對他人的寬容，對自己的嚴謹……
錢學森是不可復制的，但他的精神卻值得每個人學會。
愛國者的恆心
最近十年，錢學森幾乎都在病榻上度過，但如同1955年他放棄美國的優厚待遇毅然回國一樣，即便到了生命最後的時光，他的愛國之心始終如一。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從2005年起，病榻上的錢學森多次問前來探望他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2005年7月29日，錢學森對溫家寶總理坦誠建言︰“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錢老反復強調，杰出人才的產生離不開寬松的學術氛圍，他當初在加州理工學院時，學術氛圍非常民主，他挑戰過一些學術權威。”跟隨錢學森26年的秘書兼學術助手、年屆七旬的涂元季回憶說︰他晚年多次說過，‘學術權威把著位置，他往那兒一坐，旁邊的人都不敢說話了’，這哪行啊。”
錢在加州理工學院的輝煌至今無人企及。錢學森1935年赴美留學，在麻省理工學院念完碩士後，進入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並師從世界“超音速飛行之父”的馮‧卡門，“我到美國去，心里只有一個目標，就是要把科學技術學到手，而且要證明我們中國人可以賽過美國人，達到科學技術的高峰。”錢學森說。果不其然。錢學森憑借“時速為一萬公里的火箭已成為可能”的驚人火箭理論譽滿全球。“二戰”期間，錢學森還和馮‧卡門參與了當時美國絕密的“曼哈頓工程”——導彈核武器的研制開發工作。
1949年，新中國誕生。錢學森想起了離開祖國時父親遞給他的紙條︰吾兒此次西行，非其夙志，當青青然而歸，燦燦然而返！但此時一股驅使雇員效忠美國政府的運動正席卷美國。因為被懷疑是共產黨人，錢學森被美國吊銷了參加絕密工作的證書。錢當時非常氣憤︰“我寧願回中國老家去，也不願在受人懷疑的情況下繼續留居美國！”
但當他向美國提出回國申請時，卻遭到斷然拒絕。美國海軍部次長當時撂下狠話︰“我寧可把這個家伙槍斃了，也不能放他回紅色中國去！他知道所有美國導彈工程的核心機密，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海軍陸戰師。”此後，美國政府對錢學森夫婦的軟禁長達5年。
消息傳到國內，舉國憤慨。正在清華大學念書的王永志記得，清華的師生紛紛走出教師，聲援錢學森回國。“那個時候就被他的愛國熱情深深感染。”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首任總設計師王永志院士回憶說。
後來，在周恩來的努力下，美國才終于放行。
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買了四張“克利夫蘭總統號”三等艙船票，在一個只有幾平方米的小艙內，帶著夫人和一對兒女睡著上下鋪，踏上了回國的路。離別時，馮‧卡門充滿深情地對錢學森說︰“你現在在學術上已經超過我，回你的祖國效力去吧，科學是不分國界的。”
科學家的專心
回國後，錢學森的科學才華繼續大放異彩。
1956年初，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是年，國務院、中央軍委根據他的建議，成立了導彈、航空科學研究的領導機構——航空工業委員會，並被任命為委員。這年的10月8日，在北京西郊空軍466醫院食堂里，由錢學森任院長的中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
一直一來，提起錢學森，大家都說他是中國“兩彈一星”的大功臣，事實上，他並不是一個沖在第一線的研究者，具體的研究，有其他人去做，比如鄧稼先、錢三強。他做的是一個統攬全局的工作，就像一個路線設計師，指導和調節著科研的大方向，同時也參加管理。他主持完成了“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立”規劃，參與了近程導彈、中近程導彈和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研制，直接領導了用中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兩彈結合”。
統攬全局的工作至關重要。據“錢學森與中國航天”課題組披露，上世紀60年代，在研制東風某型導彈時，發動機試驗出現多次失敗。科研人員一時找不到關鍵所在，只好請教錢學森。在五院的一個會議室里，錢學森圍著會議桌一邊听一邊走，問到誰誰起來，問了40多分鐘。最後，錢學森指出，必須考慮發動機燃燒時產生的高頻振動問題。經過後來的試驗，錢學森的判斷十分準確。
科研很重要，培養人才亦相當關鍵。為了盡快培養起人才梯隊，他一回國就聯合清華開辦了力學研究班培養高端人才，創辦中科院力學研究所科學技術學校培養中端人才。他還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創建者之一，並從1958年開始擔任中科大力學系的首任系主任，直到1970年科大從北京戰備下遷到安徽合肥止。
1958年秋冬，力學系成立了以學生為主體的火箭研制小組,開始只有6個人,後來增加到幾十人。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國科大力學系第一屆畢業生張瑜也是其中一個。他回憶說，錢學森先生多次與火箭小組座談，指導小火箭的研發工作，有時在簡易房，有時在系辦公室。“1960年2月28日的一次討論中,一位專家建議，為了降低成本，我們可以考慮將使用的超音速噴管由鋼制改為水泥制或陶瓷制。那時全國都提倡‘土法上馬’、‘土洋結合’，但錢學森先生對這個意見明確表示不贊成，他說︰‘該洋的地方還是要洋嘛!’”張瑜說，他反對跟風，反對人雲亦雲，而是實事求是，以科學為依據。
教育家的創新
“在中科大的實踐表明，他不僅是一位杰出的科學家，同時也是一位獨具戰略眼光和創新思維的教育家。”張瑜。
當時的中國大學推行的甦聯模式，學科分得相當細，但錢學森認為這無法培養出拔尖人才，他更欣賞美國人理工結合的做法。盡管囿于當時國內外政治環境，他不能提出這些意見，但在工作中他還是盡其可能積極而巧妙地推動一些改革。
為了讓學生打好理論基礎，錢學森聘請了一流科學家為學生授課。“他當時說︰‘我把科學院的大炮給你們調來了!’”張瑜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錢學森先生在全系大會上宣布聘任教師的名單時，他那躊躇滿志和興奮的神情。“一年級的時候，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主任嚴濟慈給我們講物理課，到了二年級,由著名科學家錢臨照講物理課。三四年級時，請中科院力學所的卞蔭貴講授流體力學。”
錢學森一生興趣廣泛，除了科學，在音樂、繪畫、攝影等方面都有較高的造詣，他曾是上海交大銅管樂團的重要成員。“他常說，他在科學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時候不僅學習科學，也學習藝術，培養了全面的素質，因而思路開闊。”涂元季說，“他認為，科學的創新往往不是靠科學里面的這點邏輯推理得出來的，科學創新的萌芽在于形象的思維，在于大跨度地聯想會突然給你一個啟發，產生了靈感，你才有創新。”
在科研崗位上，他的眼界同樣高遠。
1961年，王永志進入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工作，受到曾任首任院長錢學森的親自指導。25年後，王永志成為第6任院長。“那時，盡管錢老工作非常繁忙，還是經常擠出時間在小禮堂給大家開講座、作報告。他眼界高遠，知識面寬，每次聆听，我們都受益匪淺。”王永志說。
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研制第二代戰略火箭。錢學森鄭重建議，第二代戰略火箭讓第二代人掛帥，讓王永志擔任第一個型號的總設計師。“當時我只有40多歲，是比較年輕的科研工作者。而總設計師這樣重要的職務，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輩擔任的。從那個時候開始，像我這個年齡階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輕的人，開始走上總設計師這樣被稱為‘箭頭’人物的崗位。”王永志說，“他經常跟我們說，中國航天不僅需要將才，更需要帥才。”
1992年，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立項後，王永志被任命為總設計師。錢老專門給王永志寫來信件，交代作為總設計師應該注意的問題。“他認為，年代不同了，在他們那個年代，一個人可以說了算，但現在要多听听年輕人的意見。”憶起恩師的教誨，王永志至今歷歷在目。
普通人的愛心
學而優則仕，但錢學森是個例外。“錢學森70歲以後，就不斷地寫辭職報告，要求辭去國防科委副主任、中國科協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每一次都是組織上安排或代表硬選，他才被動接受。”涂元季在已發表的《錢學森書信》中初步統計了一下，錢老在幾十年的書信中辭掉了頭餃達30多個。
對于利，錢學森同樣淡泊。1958年，錢學森所著《工程控制論》一書被譯成中文出版，並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稿酬加上獎金，共計1.15萬元。在一次親自到中國科技大學力學系授課時，錢學森發現，許多听課學生家庭貧困，連必備的學習用具都買不起。于是，這1.15萬元被錢老悉數捐出，用于給力學系的學生買學習用具。1994年，他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獎，獎金100萬港元；2001年，他又獲得霍英東“科學成就終生獎”，獎金也是100萬港元。涂元季回憶，這兩筆獎金的支票還沒拿到手，錢老就讓代他寫委托書，將錢捐給祖國西部的沙漠治理事業。在將獎金捐出時，錢學森說︰“我姓錢，但我不愛錢。”
“錢老這一輩子對自己要求特別嚴。”涂元季說，比如他認為車是公家配給他工作用的，所以其他人誰也不能坐，包括他的愛人蔣英。單位要為他建房他堅決不同意。涂元季回憶，當上全國政協副主席以後，組織上曾不止一次想給他按標準蓋一座小樓。“若有一棟小樓和一個小院，他可以在院子里曬曬太陽，有利于身體健康。”當涂元季勸他時，錢老總是說︰“我現在的住房條件比和我同船歸國的那些人都好，這已經脫離群眾了，我常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脫離一般科技人員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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